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自由迁徙，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日前，公安部也明确地表示，将会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使流动人口公平、公正、有序地落户长期工作地。我国当前这个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而城镇化的本质就是人口的城镇化。那么，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困难需要克服？最需要怎样的政策进行支持？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史小诺和特约评论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辜胜阻、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共同评论。

　　城镇化成为热门话题，众人眼中的“城镇化红利”究竟在哪里？新型城镇化还需防范哪些陷阱？

　　乡间小道、农舍房屋、田间地头，在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周边的村庄里，偶尔才能碰见几个老人和孩子。

　　村民 ：都去上班去了。

　　记者：在哪上班啊？

　　村民：在那个工厂里上班，有些人家自己开厂，他们自己开店开厂，都到外面去了。

　　钱建荣(浙江店口人)：因为我们店口已经有很多机械厂了，机械厂一定要用这个五金工具的，我们这个东西投资少，见效快。

　　34岁的陈纪梁2004年开始在店口的一家五金企业里上班，现在已经是厂里的中层主管了。

　　陈纪梁(店口人)：企业这一块(社保)它有多方面的 尤其比方说是工伤保险这一块 包括我们上下班路上的，这个安全问题 那么我觉得企业这一块综合性，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比较合适。

　　陈纪梁的妻子朱爱娣在店口的一所公办小学当老师，女儿也在同一所学校念二年级。

　　朱爱娣(陈纪梁妻子)：我们三年级总共有543个学生，其中店口以外的有57%，现在逐年都在提高，(外地户籍的学生)跟我们本地学生都一样的待遇，包括我们现在新建设的教学楼都是为了我们外来建设者的那些孩子们。

　　钱建民(全国人大代表 绍兴市市长)：我们去年开始，绍兴范围内所有的民工学校全部取消，使他们的子女就学有同等待遇。我们下一步还有一系列举措的出来，使这些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适合在这个城镇就业的人，都能够成为正式的居民。

　　小镇的中心有一面巨幅的照片墙，照片上是一张张的笑脸，他们是365个来自各行各业的店口人和新店口人，红帽子陈纪梁也在其中，这是店口回馈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价值尊重。

　　陈纪梁(店口人)：店口能把这么普通的一些人，能够像明星一样，把他们展示在这边，就是体现了一种公民的待遇，我都觉得自己能上墙，是一种由衷的骄傲 那么作为外来建设者。作为一个新店口人，我想他们心中涌起的这种感恩和骄傲感肯定是要远远胜于我的。

　　陈先杰(外来创业者 先杰液压自动机床厂总经理)：我来店口已经十三年了，在店口有孩子，有公司，有车子，店口是我第二个故乡，是我发家致富的地方。

　　今年64岁的刘群富是成都市城华区西林社区六组的村民，以前他所居住的地区是成都北部的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从去年开始，成都开展了北部城区，老旧城市形态和生产力布局改造工程，刘群富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他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的200多平米的二层小楼，虽然会被拆掉，但是他可以原者回迁，得到两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另外有总计3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安置款，这让他比较满意。

　　刘群富：补偿条件比原来好，(我原来地方住)这边又修造学校、医院、农贸市场，大家衣食住行都很方便，就不焦心了。

　　最让刘群富感到高兴的是，改造后他的身份将由农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每个月可以领取1500多块钱的养老金，可以跟城里人一样，享受各种社保待遇。
　　丁兆宁(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穷人都在这里住，然后富人都在那里住，城市本身它会被割裂，一个整个的社区又会被割裂，这个是如果说一个城市出现了这种社区的这种割裂状况的话，最后产生的这种社会矛盾会是非常可怕，你很可解决的。

　　陈小姐(四川省成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以前我们租房的时候是700左右，现在租个房子都是大概一千左右吧，北改这东西，就是旧城改造，就是改得越来越好，它动得越多的话，我们的就业机会肯定越多呀，所以这个空间，应该越来越大。

　　辜胜阻：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就地城镇化花20万就可以买套房 但20万在北京连厕所都买不到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的城镇化可以分为异地转移，通过异地转移推动的城镇化，像大量的人涌进超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我们叫做异地转移的城镇化；还有一种城镇化的模式是就地城镇化。随着金融危机期间有大量的农民工失业，那么他返回他的家乡，然后在他家乡的中小城市创业和置业，那么实现就地城镇化，而且幸福感更强了。我最近去看了一个中小城市的农民工就地城镇化的安逸，20万就可以买套房，那么20万在北京连厕所都买不到，而且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家庭团聚，所以幸福感很强。像大城市的农民工现在非常纠结，融不进城市，特别是安居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也回不去农村。

　　我觉得城镇化是最大的发展红利，也是一个最大的稳增长的引擎。因为我们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间，最需要的是市场需求，而城镇化中间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所以为什么讲城镇化是稳定增长的最大引擎？有专家测算，就是未来5年如果按照我们城镇化的推进，那么会拉动消费30万人。那么除了消费以外，还有投资的拉动，所以我们认为稳增长是最大的引擎。城镇化中间最关键的是人的城镇化，我们要区分新城镇化和过去的城镇化，新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就是我们现在要2.7亿农民工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职业的转换，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没有市民化。当前的新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那么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间，最大的是扩大消费，还有一个就是投资也会随着消费的扩大而扩大，所以在这个中间应该讲是一种巨大的市场需求。

　　马光远：就地城镇化适用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一些地区是可以的，浙江、苏南的一些镇，它一个镇的实力比西部、中部一个中等城市的实力都要强，每年的产值以及税收。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这种城镇化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有就业，我在这个地方有自己的企业，有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哪怕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农民，但事实上我就是享受市民的待遇。如果我们考虑到，比如说西部有人口大省，但是个经济小省，它没有太大的产业，没有这么多的就业的渠道，那么这些地方的人只能去异地。比如说甘肃的可能在浙江，在广东，在各个地方打工，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了，他回去以后要么回到农村，要么没活干。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就地的城镇化对一些经济比较好的地方来讲是容易实现的，那么对一些经济差一点的地方，要实现比较困难。

　　这个案例本身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想的城镇化绝对不像有些人讲的就是大城市化，就是把所有人搞到大城市里面去才叫大城市化，有些镇也可以，你把镇建设好，镇的实力上去也可以，小城市也可以。所以我觉得中央的这个决策还是比较让人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对大城市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中小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镇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在未来整个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真的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除了有顶层设计之外，我们还得允许大家各种各样的城镇化，对中国的城镇化来讲，既低成本，又避免犯比较大的错误。

　　辜胜阻：如果没有预算 那么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是纸上谈兵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城镇化有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钱从哪里？第二个是人往哪去？是不是都到大城市？还有一个是地如何使用？过去十年，我们的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两到三倍。在钱从哪来的问题上，刚才的网友已经抓到了问题的本质，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绝不简单的是一个户籍问题，他首先要有稳定的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就业，他取得了城市户口，他也会变成流民。第二，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你应该实现常住人口的存在感；第三是安居，在这三项中间，就业要靠市场和政府共同努力，公共服务要靠政府职能，所以有专家测算，仅基本的公共服务，不包括保障房，每一个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花10万，那么这10万的高成本。钱从哪来？所以当前非常重要的是要建立成本的分担机制，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分担这个改革的成本。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本人三者之间如何分担这样一种成本？所以现在就是说，这次“两会”大家也高度关注，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政府当前最大的一个市场，与这个相匹配，我们的预算准备好没有？如果没有预算，那么农民工的市民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那就成了纸上谈兵了。
　　钱从哪来？首先我们要看政府的预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怎么样来分担这种成本？那么企业现在也在分担这种市民化的成本，所以怎么样发挥三者的积极性，非常重要。还有一个要靠市场，要靠金融，特别是我们要让农民能够用自己的土地作为抵押，融资来解决他创业和置业的问题。比如在中小城市20万就可以买套房，但是首付是50%，10万，那么农民工要解决这10万，你就要允许他用自己的宅基地和承包地贷款融资，所以一方面靠政府，一方面靠市场。

　　马光远：农民的市民化并不是农民工坐享其成的过程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一个是我们关注到它可能要花成本，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成本的承担者究竟是谁？因为现在很多的研究报告在谈到这个成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把农民的市民化，就认为是政府或者企业等等来买单，农民工自身好像就是一个坐享其成的过程，我想这个观念应该得到改变。

　　我们现在来讲，比如说大量的农民工在很多地方打工，可能已经很多年了，他在那个地方交社保等等，但是他一旦离开这个地方的话，那么企业交的那一部分是留给当地的，这一部分等于农民工白白掉了，所以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工为什么不愿意交社保？就是因为我交了以后可能我白交了，我不如不交，这意味着什么？第一个，工作企业来提供，只要这个产业还可以，发展企业还可以，那么农民工自身去找工作；第二个，有一些社保他已经在交，并不是说没有交，交的这一部分事实上对政府来讲，也不存在一个他承担成本的问题；第三个，可能有个异地转移的问题，那么异地转移过程中有一些摩擦成本，地域之间的成本，这样的成本需要国家来买单。未来如果说有些城市房价比较高，那么靠农民工现在的收入去买房，恐怕不可能，要解决一个公租房的问题，那么公租房的成本需要去承担。所以我觉得未来真正的要解决好，恐怕不仅仅是财政拿钱的问题。

　　我们经常讲说城镇化是一个红利，从经济发展的时候，你讲它是红利，但是当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时候，你又把它看成一个成本问题，我觉得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以后的成本收益问题。如果说城镇化本身，你真的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甚至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改变有革命性的影响，它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成长我们是能够花得起的，所以我成本问题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通过一个相应的分担机制，设计到位我倒认为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朱民阳：城镇化不应该千篇一律 要因地制宜

　　(全国人大代表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城镇化过程当中最为主要的就是，要以生态环境的优势，来体现城镇化的发展成果，如何来做到这一条就是要规划优先，这种规划优先本质就是应该要顺势而为，因地制宜。我认为不应该是一种模式，咱们国家这么大，层次性差异性也很大，不应该是千篇一律，因地制宜，这种因地制宜就是要有山的有水的应该作为一种资源，作为一种优势，作为一种特色来构筑城镇化的规划特色。

　　马光远：最大的障碍是对城镇化的认识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觉得最大的障碍还是一些观念上的，就是对城镇化的认识，城镇化需要做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在很多情况下，把城镇化理解成一个经济事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全局性的，它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第二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城镇化的整个过程中，那么是先有城镇化，是先有农民进入城市？还是先有相应的产业在与市民化的过程中的良好互动怎么样建立？我觉得我们真得重视一个产业的转变。

　　辜胜阻：城镇化会给几十个产业带来商机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这次在“两会”上有六成到七成的人讨论和议论城镇化，我们在分析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关注城镇化，我认为有两点：一个是兴奋，因为城镇化会给几十个产业带来商机，它既涉及到城里人，也涉及到农村；还有一点担忧，大家担忧我们这种城镇化像当年的4万亿一样，可能城镇化比4万亿还4万亿……

　　(《央视财经评论》栏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五21：55—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