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2《央视财经评论》：农民工市民化　有多远？

　　春节刚过，新一年的招工季又开始了，众多回家的农民工又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新的征程，需要招工的企业也开始了抢工大战。对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今年他们的求职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招人之后怎么样留住人？企业今年又做出了怎么样的调整？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就业、招工，记者深入一线，直击春节过后又攻市场，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有哪些新诉求，重收入、更重权益。

　　节后一大大早，浙江金华的人力资源市场门口的招聘现场，挤满了招工者、应聘者，中间最显眼的是这群来自贵州省独山县的五个年轻人，他们从小一块长大，第一次来金华，人生地不熟，所以想找份能让他们在一起的工作。

　　求职者：你这里是包吃包住的，还是自己住外面的？

　　招工企业工作人员：吃就是食堂里是八块钱一份的菜，自己出三块五，我们公司补贴四块五，住宿一块分的。

　　求职者：还可以吧。第一没做过，你要他答应给你保底多少，那是不可能的。

　　小胡决定再带大家看看其他的企业，考虑一下再决定。几翻比较后他们选中一家企业，并随车去厂去看看，一下车大家就闻到了一股浓厚的油漆味，来到车间油漆味更重了，几个女孩有些受不了，小陆和小陈催着大家赶紧出去。

　　求职者：不太适合，我觉得有点闷了，出来我都快晕了，身体又不太好，这个味道闻不得。

　　几个人最终放弃了这家企业。又来到了另一个电子公司，这家企业是流水线上组装零部件的工作，每个月工资大概是两千多元，中晚餐可以在食堂里面免费吃，住房还给房补，几个人表示比较满意。

　　求职者：同意吧，这里还比较好的。

　　求职者：还放松一点，现在找到工作了，就差房子了。找到房子就可以上班了。

　　在江苏昆山，记者见到了19岁的吴裴丽，她在昆山的两家企业已经干过一年。这次面试的第一家是一个电话操作的公司，公司电话操作员的职位大门向她敞开，但吴裴丽却担心工作强度大，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最后她来到了当地人力市场的服务台。

　　吴裴丽：请问今天那个阿法拉伐公司有没有过来招聘？

　　工作人员：没有。

　　吴裴丽：那百利盖呢？

　　工作人员：也没有。

　　吴裴丽告诉记者，自己需要存一笔钱会在自己家乡做点小生意，记者告别她时，当时面试的所有企业都没能给她最终录取的消息。而她似乎并不打算降低标准，她觉得自己一定会找到更满意的工作。

　　王康和陈全亮是江苏阳光集团的新员工，刚到这里没几天，他们身上的钱就几乎花完了。

　　记者：你们俩兜里还剩多少钱？

　　王康：我就还(剩)这些，六毛。

　　刚进厂工资也没发下来，填饱肚子成了大问题，王康萌生了去意。本来厂里务工的人手就不宽裕，决不能让新员工因为这点小事就走人，为此厂里决定，马上盖印一部分餐票，发给有需要的员工。

　　黄跃进(车间班长)：这是5块钱一张，然后我先帮你暂时一个人先预领10张。这个你要放好，这个跟现金一样的。

　　四个女孩是同乡，还是在这家企业，人力部门面临着各种不同的诉求，她们要求必须住在一起，并且这天晚上就要到位。

　　刘大伟(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请你们理解。我们宿舍管理处(的人)他已经下班了。

　　新员工：不是，我们要收拾的。你看大卡车上那么多东西。你就直接给我们找个宿舍直接搬过去，要不然来回搬，还得铺床被，东西太多了。

　　刘大伟(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你们一定要这样吗？我们今天晚上就把你们宿舍调整好，马上帮你们搬。

　　阳光集团的人力资源部部长，刘大伟赶忙联系了已经下班的宿舍管理科，让他们帮帮忙。一翻努力没有白费，几个女员工安顿好之后，还带来了意外之喜。

　　小杭(阳光集团员工人员)：昨天晚上不是有四个女孩子嘛？现在带来两个男孩子来报名。

　　刘大伟(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那太好了呀。

　　小杭：他要报服装(车间)。

　　刘大伟(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是不是昨天那四个小姑娘带过来的啊？快进来，先来登记。

　　陈明玉(格兰仕日用家电部门招工负责人)：各个地方都在招人，所以这个竞争压力大啊，再一个来这边务工的人，比去年可能少了一部分，少了一部分之后呢，再加上他选择性很多人都是在观望。

　　格兰仕招工人员：(岗位)有冲压，有注塑。可以了解一下嘛。我们兄弟姐妹也一样的嘛。你肯定有会是败家的，也可以有赚钱的嘛，对不对？那我哥也那么会赚，做房地产，那我怎么也进了格兰仕啊，就是这个问题咯。

　　虽然看上去一脸老成，嘴上也偶尔抱怨80后、90后新生代务工者的想法，但其实出生于1986年的陈明玉，自己也是一个地道的80后。8年前来到广东打工的时候，他还只有18岁。

　　陈明玉(格兰仕日用家电部门招工负责人)：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出来肯定就是说一定要稳定，要找一个大厂，能够做几年啊，那他们现在年轻人就是到处去选择，到处去看，视野、眼界可能都比较高、比较大。你毕竟是外地人嘛在这，第一个你能不能入户，小孩读书。能不能在这里解决小孩读书的问题。那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能不能放宽这些条件。让真正长期在这边为这边服务贡献的这些产业工人，能够找到他们就是说，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张鸿：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满足于所谓的高工资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我们去年是追着观众问“你幸福吗？”今天改了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在我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对幸福的要求更高了，也具体了。然后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人生的职场一些梦想。具体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看到片子里的贵州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在一起打工，他们觉得是幸福的，把我们拆散了就不幸福。去郊区哪怕只有20分钟的路，他也觉得那个不幸福，厂房里面有油漆味，父辈们都能忍受，他们觉得忍受不了，这个是不幸福。然后高跟鞋那个女孩，她觉得话务员接电话，一天八个小时，可能对耳朵有伤害，这个她也觉得是不幸福的。可能我们会觉得她们好像挺挑的，但是你反过来想，这不正是他们对自己权益的一个保护吗？她觉得这是我的权益我要争取，所以才和你这个企业做谈判。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过去他们的父辈有了高工资就觉得自己幸福，但是现在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所谓的高工资。

　　杨燕绥：2012年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现在通常一说新生代就是80后、90后，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新生代应该是2012年。因为2012年开始，我国的劳动人口开始急剧减少，一下少了300多万，这就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开始变化了，劳动力开始谈判的条件比较高了。所以这应该是新时代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一定完全体现到劳动力市场上。我们劳动人口少了，是不是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一定有大的变化？不是的，因为这个期间正是我们产业升级，所以企业用人也要求高了。从农民工二代上，我们看到他对环境、对薪酬，讲了一些条件，这说明我们在升级的过程中，做任何的事情都附条件了。包括GDP也附条件了，过去不讲条件的发展GDP，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什么叫GDP？什么样的GDP是最好的？也要附条件了。所以80后、90后的年轻人，尤其是农二代，人家也开始讲条件了。所以今后企业还有个人都开始讲条件，这个条件是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张鸿：农民工的议价能力开始增强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过去我们说细节决定成败，现在细节决定你能不能留住人，因为他们的议价能力确实开始增强了。去年我去广东看了打工的前线，也回到安徽看了我们人口输出的大省是怎么留住人的。对这些外出打工人来说，他会考虑，即使我到你珠三角来，你要是不给我工作的话，那我就回到老家，因为老家现在也提供了很高的待遇，我出来只是见见世面而已。所以其实到处都在抢。例如阜阳，现在很多企业到阜阳去，在本地在抢人，中西部现在都在抢人，所以议价在增强。

　　我们也要看到，之所以每年春节以后出现用工荒，就是因为春节之前很多人离开的时候，他就辞职了，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放一个七天长假，然后我们就辞职回家就过节，然后回来再重新找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工作本身离开的成本比较低，他随时可以换，换一个地方差不多。所以企业这时候就想，怎么用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服务，更多好的晋升机会，让你离开的成本变大？这就是老板的聪明之处，如果你离开我，你去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很难，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这样你就愿意在我这工作。所以我们过去一直说求职，是站在农民工的角度说，就求着你给我一个工作，但现在其实是对于企业来说，都要求工，你要想办法求他来到你这打工。

　　杨燕绥：农民工的新诉求是劳动关系的双刃剑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现在的新诉求是劳动关系一个双刃剑，对于工人来讲，你的诉求高了，那你自身的条件也得好，你得有更好的学历、更好的技术、更好的工作阅历，还有更好的工作态度，更好的学习精神，更好的团队精神，对个人素质要求高了。从另一个角度，对企业来讲，企业升级希望职工的条件和素质提高，那么企业自己的管理，自己给员工的环境和条件也得提高。所以这时候企业的薪酬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薪酬跟工资不同，工资是一笔钱，薪酬是一个结构，这种结构实际上就随着生产方式转变，它是一种生产关系就必须变了。

　　薪酬实际上包括档期支付，延期支付。而员工一开始的第一份工作是说钱越多越好，慢慢他就会想当前的工资越高越好，但是未来的风险也越低越好，患病、养孩子、买房子、将来养老，这些成本越低越好，他要找延期风险最小和档期收入最大之间的平衡点，那么企业怎么办？企业薪酬就得照顾这两个平衡点，把他的薪酬搞的更科学，这样员工就不能裸辞，裸辞之后，你的工资是结了，但你的福利没有拿走，那很可惜你的福利就丢掉了，所以你就不会裸辞，所以企业管理要升级，首先要从薪酬结构上要下工夫。

　　张鸿：农民工现在普遍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我们记者回来跟我讲格兰仕小陈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现在是生产车间的一个负责人，他可以去招工，我们也看到了他对90后一个报怨，说这些孩子不能吃苦，有点挑。因为从他自己的经历来说，他是8年前开始从普通工开始做起，他能吃苦，他觉得90后不能吃苦，但是他现在也有自己的怨气，只是他不像90后会直接的表白出来，说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如果让小陈直接表白的话，他可能也需要这个东西。比如说他现在已经结婚了，住在厂里的夫妻房里，但是他买不了房，因为顺德买了房就送户口，但他买不起顺德的房。他也可以在钟山买，但在钟山买不送户口，那他就没有户口。现在他就面临着要不要孩子的问题，孩子在哪受教育的问题，所以其实他愁的很，他不知道未来到底是在广州待下去，还是他需要回到他的老家湖南去。因为他孩子的户口在那，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第一，广东能不能继续接纳他这样已经在广东生存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人。第二如果他回到湖南，湖南能不能给他创业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杨燕绥：新一轮城镇化不是把农民请来城市　而是让农村变成城市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向小陈这样的案例，他有两种选择，一种继续在城市打拼下去苦熬，解决将来的问题可能是很担忧，他吃饭没问题了，但是他未来得发展还是有问题。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用他的经历和他积累的资金，回到农村去发展。但是这种愿望在过去不太可能，因为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太差，他的能力是没法发展的。所以我们新一轮的城镇化不是把农民都请到城市来，是让农村变成城市，从这里让公共服务下乡，公共服务上山从这里做起。

　　中国现在城镇化面临着农民市民化，实际上我觉得农民市民化里，也就有15%的人可能要到城市里得到户口。因为我们现在有城市户口的人占35%，但是劳动力市场上反映的城镇化是50%，那就说有15%的人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有社保，但是他没有户口。他们在城市安定下来也需要户口，也就是这个15%左右，这里可能还有一些像小陈这样的人不愿意留在城市，他回去发展了，如果我们城镇的条件基本上相同了，那他就回去发展了，谁不愿意在自己家乡里发展？所以今后的市民化不是给他们城市户口，我们不能再强化因为户口带来城乡的隔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实现市民化，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公共服务下乡，让他们就地实现像市民一样的待遇，还有我们的企业也能在农村发展，那我们的个人也就有了机会，所以应该说新的城镇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的人能实现在农村做老板的梦想。

　　张鸿：我们要逐渐削平城乡差距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我还是回到一开始你幸福吗？还有你的梦想是什么？这个话题上。我觉得我们不管在哪里，都要给他们幸福的梦想，都要给他们做梦的幸福。无论是在城里变成市民，还是他回到乡里成为农民，并不意味着说你变成市民就一定好，你是农民就一定不好，我们要逐渐的削平城乡的差距。

　　杨燕绥：要让公共服务下乡上山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这个问题仅靠农民工自己是不可能的，后边可能新的城镇化，我们需要转变发展方式。现在在党的报告，还有我们“十二五”规划中反复的提这个问题，转变发展方式，所以国家真的需要综合的、配套的、长远的、负责任的整体规划，然后我们的各级政府，考核业绩不能再拿单纯的GDP考核，要有综合配套的发展综合指标。这样最后实现让公共服务下乡上山，这样实际上等于就为我们把农村变成现代化，把农业变成工业化、现代化，创造了一个七通一平的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