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夫妻赡养四位老人，青年夫妇不仅有“养不起小孩”的担忧，还有直面“养不起父母”的危机，这样的现实着实让很多人倍感压力。那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如何拿出更给力的一些政策，启动银发产业？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共同评论。

　　一对夫妻赡养四位老人，现实让人倍感压力。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如何更好的发展银发产业？　

　　郑秉文：选择怎样的养老模式是不以人文意志为转移的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在我来看，这种变化主要是对就业的这一代，他生存的压力，他的赡养是单薄的，既有老人，同时也有小孩，并且对独生子女来讲，这一代人，他赡养的老人也是单薄的，所以他这种生存的压力非常大，这体现在经济上，体现在他的体力上、精神上，同时还体现在他在社会上的拼搏上，他受到这种挤压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他产生的这种心理、精神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都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

　　当你还有自理能力的时候，你肯定要选择居家养老的这样一个模式，当你失能的时候，你不得不有人照顾的时候，你只能采取这种社会性质的、社区性质的，甚至是机构养老性质这样一个模式，这要看你经济条件和经济能力。我要是老了的时候，到了失能的状态，恐怕要选择到郊区，找一个生活、经济能力还适应，还适合我的这样一个养老院。比如说私人办的，或者是社区农村哪个村办的养老院。当然，对于高端养老院来说，恐怕不是我这样收入水平的人能够选择的，他得是企业家，或者是个人经营者，他在年轻的时候，积攒了很多的这种经济能力，那恐怕那是另外一个养老层次。它是一个不是以人文意志为转移的选择，你失能之后，你必须得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你的社区来帮你想办法，如果你的子女离你很远的话，恐怕你必须得走那条路，就是机构养老，要去养老院。

　　刘戈：在完善养老机制的同时　让养老事业和银发经济互动起来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一般来说，我们在完全有自主能力的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一种社区服务，当失能了以后，就会发生了大的变化，这个时候身体的护理、医疗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94岁了，在一个月之前，她一直自己一个人住，她自己买菜，自己坐公交车，甚至还做义工，子女完全没有什么负担。但在一个月之前，她摔了一跤，胯骨骨折，她有五个子女，但这五个子女都已经五、六十岁了，五个家庭现在都围绕着一个老太太，全部投入最后还忙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政策必须能够培育起来一个社会化的养老的机制，保证当我们，或者再下一代老了的时候，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来代替现在，我们传统的家庭养老。

　　我觉得我老了的时候会开一辆皮卡，然后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这个想法要跟我的身体状况相吻合。如果到那一天，真的动不了了，我也不想去养老院，因为大部分人是不想去养老院的。我们有个数字叫9073，是什么意思？90％的人最后是要在家里养老的，7％的人会通过社区的一些养老的辅助，只有3％的人才会真正的进入到养老机构里。全世界差不多也是这样，我们的调查和意愿也差不多这样。一般来说，退休金比较优厚的，可能住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里，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在自己原来熟悉的空间里，可能有一些邻居，甚至有原来的一些老同事，那么在这样一个很丰富的社区里来完成养老，这可能还是大部分人的意愿。

　　我觉得要辩证地看，一方面，我们把养老当成一种社会负担。同时，它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段，变成一个动力。比如说在日本，它整个养老计划启动得很早，在1963年，就有《老年人福利法》。在这之后，政府的推动下，它形成了一个大的银发产业，专业的护理人员有90万人，也就是30个人里，就有一个专门的养老的具有资质的护理人员。我们国家是多少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开始发放专业的养老护理员的资格认证，到现在，两万人。如果这个人口，我们需要的非常多，那它实际上对就业的解决也是一个大的数字，所以我觉得现在一方面，我们考虑的是养老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把养老的银发经济推动起来，让养老事业和银发经济能够互动起来。

　　郑秉文：银发产业牵动的是方方面面的消费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按照现在等体等比例的发展，现在是占GDP的6.3％，到2050年，也就是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它的这种消费比重从现在的6.3％增加到16.4％，那么这是一种等比例。按照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老年目前消费占GDP的比例推算出来的。

　　实际上来讲，到2049年的时候，老年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要大于16.3％的。因为什么？因为老年的这种消费、这种结构将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生的终生的消费会逐渐从壮年阶段向老年阶段推迟，老年阶段的消费比重逐渐要增加、要扩大。也就是说，据我的推算，肯定要大于我们现在说的16.4％，甚至我个人估计要超过20％。为什么？因为在老年阶段，随着我们消费结构的变化，我们的休闲业、旅游业，这种消费的比重肯定是要逐渐扩大的，那这代表什么？这就代表着运输、航空、休闲、度假，对不同行业的这种拉动，也就说银发业，它牵动的是方方面面的消费，它对经济增长、GDP的贡献，在消费引擎的这个领域里，这种比例是肯定要扩大。

　　郑秉文：在发达国家　居家养老也是主要的养老模式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近一段时间来，我们提社会养老，从家庭走出去，扩大机构养老的比例，实际上我个人来讲有点儿过了。即使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居家养老也占绝大部分，也就说90％左右的老年人口采取的还是居家养老模式，只有非常小的一个比例，才实现了社区养老、机构养老。

　　对于社会养老这个概念，我们在提的时候，还是要适度，绝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方式，还是居家养老、就地养老，这是主流的一个养老模式。但是这么样说，不意味着什么呢？不是意味着我们抑制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对于有需要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那部分具体来说，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提供足够的机构养老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对于社会养老这个概念的理解，还是应该有一种正确的态度，不应该有一种误导，更不应该什么呢？把老百姓的这个胃口都吊起来了。尤其对于中国来讲，有儒家文化背景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使大家都愿意在居家养老上，更有非常好的偏好，就很少有人愿意实现机构养老，或者社区养老，更多的还是想在家里边养老，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尤其中国以孝为先，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在儒家文化圈子里，恐怕居家养老更是一种主流的养老模式。

　　刘戈：技术的进步也给养老事业注入很多新的元素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居家养老是主流，但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这种现象，肯定越来越少，而且父母和子女在一起生活的概率也越来越小。有的是自己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和能力，有的是不一定有这样的意愿，所以会出现大量的空巢老人，这个时候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老人自己在家里面，他还没有失能，但是子女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老年人万一突然生病了，这个时候怎么解决？其实新技术就给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打开了一扇窗。

　　比如成都锦江区“长者通”，它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云计算基础上的。那么在每一个老人家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终端机，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制的电话，那么上面红色的按键一按下去，是直接通到社区中心，那可能是出事了，胸闷了、摔倒了，那么这时需要紧急救助。绿色的按键可能就是，我需要有人给我代买一些东西，或者是家里的水管坏了，需要一个服务，或者是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社区中心就能很快地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同时，如果是一些商业需求，还可以跟一些商业的网点产生合作的关系。再有，就是社区里面的各种商业的服务，比如送餐服务、打扫卫生的服务、护理服务，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能非常容易的进行沟通，所以现在技术的进步，实际上给我们的养老事业也注入很多新的元素。

　　郑秉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能解决政府需先期投入的财政困境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社区养老是个大概念，一个是居家养老，一个是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概念比较清晰，边界也比较清晰。社区养老的概念比较宽泛。对于目前的社区来讲，可能老的社区没有这些先进的设备，那么需要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需要在这些社区里面添置这些设备，其实上这些设备，在有的方面政府无须投入，政府做的只是一个规则的制定。比如说这个社区宣布，这个社区需要一个养老的设备，这个设备可以在社会上招标，采取政府购买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有的社会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来，他可以有一个谈判。也就是说，他进行了先期的投入，那么后期的服务，这个生意可以给这个企业，由这个企业在后期去运行这个商机，就变成了一个商业模式，在这个商业模式里，他可以在后期的每年服务中有些收益，这些收益可以弥补先期的投入，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

　　这个模式，既解决了老年人的需求，同时也解决了政府需要先期投入的财政困境，同时又解决什么呢？长期的这种服务由谁来提供这个服务，就由这个厂家就可以，他在这个社区里，他提供了设备，那么把这个商机同时也委托给他，把服务的机会也委托给他，那么他就可以在以后的这种商业模式当中，收回他的前期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