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

    白岩松：

    今年6月份审计署拿出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被我看到并在节目中说出去了，某单位一辆70多万的公车却仅仅以2万多一点的价格处理，在节目中我问，为什么会这样？谁买的？便宜了谁？没想到一个月后，让人怀疑的类似情节大规模的出现了，今年7月13号，河南中牟县43辆政府的超编车被拍卖，结果43辆车卖了39万，也就是说，平均每辆车只有9000多块钱，于是人们的声音热闹起来，这不是卖车而是卖铁啊。在众说纷纭中，也有人注意到这其中26辆车是昌河、长安等小面包车，但即便如此，43辆车39万，合理不合理？而在合理不合理的争论之中，三公消费又该如何改革？本周，恰逢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开始公开，《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就来关注，三公用什么方法减肥？

    周日，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在网站首页最明显的位置，用红色最突出的方式贴出了“关于中牟县超编公务车拍卖的声明”，公布了车辆评估价和成交价等信息。第二天，又紧急上传了这次公车拍卖的现场视频。连续两天的大动作，目的都只有一个，向公众解释关于公车拍卖的质疑。

    国有资产是不是被贱卖？购买者又是谁，有没有暗箱操作？公众的发问直指7月13日，《郑州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牟公开拍卖超编公车》，报道中称：“中牟县43辆超编公车，拍卖总金额39.11万元”。平均只有9000元一辆的公车！被网友戏称卖出了“废铁价”！面对公众质疑，中牟县国资局和纪检委当天下午就把此次拍卖车辆的车牌号、规格、型号、登记日期、车辆情况等信息全部公布出来。

    中牟县廉自办主任 师永涛：

    主要是以面包车为主，占到60%以上。其他还有10几辆普桑这样车。另外，还有2辆皮卡小货车。

    中牟县国资局国资科科长 赵中义：

    这个车况，包括油耗、包括使用期限比较长，油耗比较高，车况比较差。

    车辆使用时间长、车况不好，所以拍卖的公车卖不上高价。而对于为何没有公开购买者的信息，河南省拍卖行也给出了答复。

    河南省拍卖行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志勇：

    买受人这个信息依据《拍卖法》第21条规定，我公司在没有得到买受人的认可同意之前，无权泄漏信息。

    在公众和媒体的倒逼之下，中牟县一步步公开了更多详细信息。

    王锡锌：

    如果他能够把比如说我这是快接近报废的车辆，而且这车不是什么豪华车，可能是一些昌河、小面包、桑塔纳等等这些车，并且提供一个二手车市场的基本市场价作为对照，这个就让公众能够了解。第二，像公车的拍卖和处理，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要公布是哪些人买到了这些车。因为老百姓现在非常担心，而且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你可能是自己卖给自己。

    疑问似乎一一被解开，公众不必在揪住不放了。而就在此时，细心的网友又发现，参与此次拍卖的评估公司河南中达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负责人钟垒，同时也是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的拍卖师。而记者在前往调查时竟发现，这两家公司在同一栋楼里办公。这样的发现，再次吊起所有人的神经，这“左手评估，右手拍卖”，会不会内部串标？

    中牟县国资局国资科科长  赵中义：

    他是评估公司法人代表，但是在拍卖行这个情况我们不了解。

    中牟县国资局负责人说，他们是从政府招标过的国有资产评估、国有资产拍卖中介代理机构中，随机选出的河南省中达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并不知道钟垒的双重身份。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许志勇：

    媒体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钟磊同志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拍卖的任何一个环节。

    河南省政府法制咨询专家  闫斌：

    法律上没有禁止作为评估师又在拍卖公司进行兼职的行为。但是因为这个起拍价格靠评估的价格，所以说在操作上尽量避免这个行为，给人一种瞎想的空间。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汪玉凯：

    我认为对河南政府来讲，确实有很大的警示，//政府以后在围绕公众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或者公众关注度高的一些事情的，信息公开一定要及时，要透明，这样的话我认为很多的质疑就可以慢慢地平息下去了。

    周四，记者在拍卖公车的预展停车场看到，这里依然有两辆已经被拍卖的车没有开走。这辆车号为“豫AM5950”的解放牌面包车，此次拍卖成交价2400元，因为车况太差买主甚至想要退掉。显然这样的车和大家心目中的公车相去甚远。使用时间长、车况非常差是这43辆被拍卖的超编公车普遍特征。而对于全民关注的公车改革，真正要改的究竟是什么？

    白岩松：

    质疑声一起来，中牟县感到很委屈，因为超编车拍卖该算好事吧，而且您看，我们一大半都是小面包车，不奢侈、不腐败啊。可没想到，原本打算发个表扬稿，结果一下子变成了批斗会。面对中牟的委屈和措手不及，人们能够感觉到，很多政府部门对民众，对三公消费的敏感心态还并不十分了解。这也难怪，在三公改革大幕拉开之后，一些地方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但真的让公众满意的并不多，因为离大家期待的还差得很远。

    视点二：三公与民众 落差在哪里

    “今后公务人员在温州市内从事公务活动，确需在当地就餐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律吃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在温州不久前公布的“史上最细公务接待标准”中，对陪餐人数、菜品价格都做了规定。不得食用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及其他高档菜肴，不得提供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各类进口酒以及高档香烟，这份细则甚至还规定了，陪餐人员不超过就餐人数.一时间，温州俨然成为公务接待改革的典范。

    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人教处副处长 贾学敏：二楼基本上主要用来订餐，有的临时来办事的的人员，这边都是小炒，自己点，在那个地方开了个自助，标准每人50-元左右。

    汪玉凯：我认为确实要把它细化，细化了以后要得到严格地执行，这是比较好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到德国去，它在不同城市消费标准都不一样，我在德国城市一天不吃饭，对方付费给你20欧元，你到了法国城市以后，你要不吃饭，对方给你就发15.6欧元，到意大利去，他给你发14欧元，为什么都一顿饭不吃，为什么发得标准不一样呢？他说我们在不同城市、不同地方规定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是完全按照制度来走的。

    “看上去很美“的温州接待标准获得了不少肯定之声，但很快也引来质疑声。细则中“不得食用鱼翅、每餐不超过60元”的主体，都仅仅针对市内同级单位，而外事活动、招商引资、市外单位赴温州考察调研等活动属于“公务宴请”，并不在规定之列。至于工作餐与公务宴请在接待费用中所占的比例，温州市回应称“这个数据很难统计”。

    王锡锌：一个单位他自己拿自己开刀，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或许他离我们的期待还很远，但我们首先还是应该给他一个掌声。\\自己改自己自然会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比如温州搞的公务员把补助降下来，这个公务员他可能就会有意见，原来我吃的很好，吃的很丰富，现在非要把标准降下来，是不是你领导想要搞政绩？老百姓可能也未必满意，降下来了你还有60块钱，那还是很高的。

    “管下不管上”，这种尴尬似乎同时摆在很多地方政府面前。作为最早推行政府费用公示的四川巴中市白庙乡，大到公共事业开支，小到接待领导的烟酒钱都有所公示，被网友称为第一个‘全裸’的乡政府。但财务“全裸”后，到白庙乡的上级部门工作人员减少了一半，申请的项目拨款也无人问津。民众愿望和政策实施难度的冲突，让这个贫困乡陷入孤立之中。

    汪玉凯：这反映了改革的这种无奈，一方面，它没有能力对上面的改革动手术，或者说搞这些，只能对下面的做很多具体的规定。一个方面反映我们在公务接待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凸显我们改革的难度也是不小的。因为针对上面改革的话，它的难度远远大于对下面的这种招待

    温州的“限制公务餐却不限公务宴请”，已经让不少人感到失望，而民众对于三公消费的不满，甚至牵连到茅台这样的企业；飞天茅台半年内第二次降价，降幅达25%，也被解读为中央控制三公消费所致，引起一片叫好声；而一些限制三公的政策陆续出台，更是与民众的期望相去甚远。先是国务院称，三年内将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引发”公务员不吃鱼翅还要等3年”的热议；而后江苏淮安宣布将从8月起实施拟任干部财产公示制度，但暂不对外公开，只在内网公示。即便是温州这样在三公公开方面先行一步的城市，目前公务接待费用也只在单位政务公开栏或局域网上进行公示。“管下不管上”、“对内不对外”，所谓的三公公开，似乎还和民众期望有着不小的落差。

    王锡锌：因为你自己改自己，我们没有监督，我们没有帮你设计方案，我们没有参与，可能都会对你这样的改革提出质疑，甚至不满，这些都很正常。要克服这样的缺陷，我们的改革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基本的路径，基本的推动，许多改革可以有地方试点，但最终必须要自上而下，有一种推进，有一种部署。

    白岩松：

    针对三公经费的使用，自打公开之后，一些禁令陆续出台。本周人们看到，由于禁令加上季节的原因，茅台酒快速降价，由高峰时候的2000多降到了1300、1400，幅度可不小。还有更好玩的禁令，比如三年后不许吃鱼翅，但有意思的是还有三年的过渡期，这三年里是猛吃啊还是慢慢少吃啊？难道公款吃鱼翅和禁酒、禁毒是一样的，还需要慢慢来？干嘛不立即禁吃或根本就别走这个形式主义的路子。其实无论禁什么都并不重要，三公经费的支出真正的公开、透明，不出一份糊涂帐，才是最最重要的。

    “因公出国费用支出114万元”！二十人分赴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地考察学习，人均花费高达每人5.7万元！前不久“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公布的，2010年“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中，这些数字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一组报纸标题加音乐：“城管出国考察什么”、“城管出国考察，取经还是公费旅游”“城管出国考察就是个笑话”

    “公款出国”变成“公款旅游”早已经让公众深恶痛绝。更有评论就说，“国外根本没有城管，而是全部由警察来管理的。“我就纳闷儿了，这些城管到国外去考察什么呢？”在公众对广州城管明显就是公款旅游的质疑声中，广州市城管局行政执法处工作人员窦勇以“城管小窦”的微博，晒出了自己2007年去香港考察写的报告《香港的“城管”与小贩》。

    窦勇说，2007年，为给决策层提供参考资料，他们赴香港考察了花园街小贩摊档、庙街夜市和两个肉菜街市等地，回来后就写了这篇报告。然而仍有一些网友质疑报告中一些信息是网上百度来的。

    对于考察后效果如何，窦勇说尽管现在城管还是面临很多问题，但是他们那次去香港考察后广州城管的改变还是不小的。

    这次引发争议的广州城管局的“三公经费”，是按广州市要求政府各部门集体公开的。其实，不管是三公支出的总额，还是公开的详细程度，这次城管部门都不是最差的，而且还是唯一一个在报告中坦承经费超支的部门。针对公众质疑的问题，广州政府相关部门也向对城管部门进行了查证。

    虽然“三公经费”的使用并不违规，也不违法。但是公众从公布的简单数字中根本无法判断因公出国是否有必要，也无从了解出国考察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而通过这次质疑，广州城管对其百万因公出国经费进一步做了解释。
　　同期：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宣教处 副处长：有十八个是我们通过外事办，市里面统一安排 批准组织出去的

    本周四，中央部委集中公布了2011年的“三公经费”。和去年的迟缓拖延相比，仅一天，就有92家中央部委公布，如此集中迅速让公众看到了有关部门在预算公开制度化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诚意。

    今年中央部委“三公经费”除了公布集中迅速之外，公众还注意到与去年相比数据也更加详实了。不过账本水准距离人们的期望仍然有一段距离。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一样，只是罗列了支出的项目，而支出的目的和取得的效果无从而知。毕竟晒出账本只是第一步，只有更加细化清晰才能消除大家的疑虑和猜测。

　　白岩松：

    从本周四开始，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开始陆续公开，又是一轮考验、又是一轮质疑、又是一轮众说纷纭。但是不管你站在哪一个方向，首先要确定的是，这是一种进步。也许速度没大家期待的快，但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另一方面，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夜之间进步到位，前进依然需要过程，走向公开之路的中央及地方部门，不必害怕担心，因为公开、透明是趋势，而民众在公开的内容里看到惊讶的、反感的，甚至铺张浪费的内容，也没有必要气得受不了，以前不公开的时候你想生气都没机会对吧？因此，双手欢迎、仔细监督、热情推动，该是我们面对“三公经费”公开的共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