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财经记忆》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倾力制作的七集系列片。该片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创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历程，片中许多精彩的抗战财经故事和精辟的财经解读，促使观众从财经角度去理解抗战、认识抗战、记忆抗战。9月4日21:20央视财经频道将播出《抗战财经记忆》第七集——正义感召的外来援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东方的主战场，中国抗日根据地英勇抗战的举动，在众多国际友人的帮助下，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美国记者斯诺，到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世界各地对抗日根据地的援助，让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变得不再孤独。

　　回望艰难岁月里的这份温暖，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在鼓舞着中国人在抗战道路上的英勇前行？

　　一、一顿让南洋首富热泪盈眶的晚餐 一段让亿万人感慨万千的历史

　　1940年，对于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年份。侵华日军推行了残酷的治安肃正行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全面受阻，抗日前线的作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如何增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如何更好的让根据地发挥抗战的作用？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更多海外的华侨，也在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

　　1940年6月1日晚，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外，摆了一桌宴席。在当时延安百姓的眼里，这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但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准备的饭菜，简陋的让人无法想象。餐桌搭在一张破旧的小方桌上，坑坑洼洼的桌面上铺上了几张旧报纸。毛泽东将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端上了饭桌，所有菜肴中，最贵的，就是每人眼前的一碗鸡汤。要知道，这碗鸡汤还是邻居大娘知道毛主席有贵客，偷偷杀了正在下蛋的老母鸡特意送来的。

　　这顿饭吃得远道而来的客人，差点掉下了眼泪。毛泽东宴请的这位客人就是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作为当时南洋的首富，陈嘉庚这次真实的看到了抗日根据地的艰苦。

　　1940年的春天，旅居新加坡的“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代表团回祖国慰问抗日军民，陈嘉庚的第一站就来到了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位侨领在华侨中的威信，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

　　在蒋介石的眼里，陈嘉庚最吸引人的头衔是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这个机构成立于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地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陈嘉庚被选为主席，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南洋各地捐助祖国的筹款行动高潮迭起，成立三年时间，募捐钱款的数量就达到了4亿多法币，大量抗战前线紧缺的物资，也源源不断的运到了中国。

　　为了赢得陈嘉庚的好感，蒋介石专门成立了欢迎委员会，并列支了大笔接待资金，光宴请费用就达8万余元，当时这笔巨款在重庆市场上，相当于800头牛的价值。

　　重庆的山珍海味并没有让陈嘉庚高兴起来，如此铺张浪费，让这位爱国华侨感到了痛心。大敌当前，战时首都的重庆却还在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样的国民政府又怎样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英勇抗日呢？

　　看到国民党如此的抗日场景，陈嘉庚愤然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连登三天罢宴声明，并发出严正警告：“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陈嘉庚在重庆的痛心疾首，在延安的潸然泪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让他迅速在国共之间做出了选择。从延安归来，陈嘉庚召开了记者见面会，他直截了当的告诉全国人民：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从此，这位同盟会元老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全力支持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号召南洋华侨捐助了大量钱物。

　　二、小战士一人捐了20万 给了新四军一个温暖冬天

　　让人民看到希望的政党，所散发的向心力，从来都是超乎想象的。不仅是陈嘉庚感受到了共产党人抗日的坚韧，在新四军的队伍中，一位普通泰国华侨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强大。

　　1939年，一个名叫陈子谷的新四军战士悄悄离开了皖南云岭山区的新四军军部。这时的新四军已经发展到十万多人，打击日寇，战功显赫。但国民党仍按新四军初创时一万多人的编制派发军饷，每位战士每月的军饷平均还不到一元三角。为了充实军费，新四军军部决定让陈子谷借祖父在泰国去世的名义，到泰国募捐抗战的经费。

　　那时的泰国政府不敢得罪日本人，在当时的泰国，宣传抗日是有罪的行为。陈子谷回到泰国后，无惧当局的禁令，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宣传新四军的抗日功绩，最终募集到6万元捐款。同时，陈子谷把自己从祖父那里继承到的20万元遗产，也全部捐献了出来。

　　陈子谷夫人介绍说：“20万，当时是新四军正好两个月的开支，就是整个军队两个月的开支。而6万块钱呢，当时6块钱一套棉衣，是一万套棉衣，正好军部九千多人，这个冬天也解决了。”

　　陈子谷一人之力，带回来的经费，就援助了新四军整整一个军，有了一个温暖的冬天。军长叶挺用了一句孔子的名言称赞陈子谷的行为，富贵於我如浮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陈子谷被国民党关进了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的死牢。1942年茅家岭监狱爆发武装暴动，陈子谷和20多名战友一道逃离了险境。这时的新四军部队已经全部撤到了江北，陈子谷四处流浪。此刻的他完全可以回到泰国，继承祖业，做一名成功的商人。但陈子谷仍然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在陈毅的安排下重新回到新四军的队列中。

　　抗日根据地的国际援助，有一个时间节点，在今天回溯历史的时候，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发生在安徽泾县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不仅撕裂了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而且，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41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依靠国民党政府拨付的军费和国内外友好人士的外部援助。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而且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三、那个始终为抗日募捐奔走呼喊的人——宋庆龄

　　1941年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状况日益艰难，外部的国际援助，就尤其显得珍贵。而在这段岁月里，有一个为抗日根据地的国际援助奔走呼喊的人，尤其值得今天的人们纪念。这个人就是宋庆龄。

　　那个时期的宋庆龄每天都极为忙碌，她向很多海外友人写了很多封求援的信件，就像这封写给斯诺夫人的信一样，在每一封信中，宋庆龄都会详细列出抗日根据地所需要募集的物资、药品、医疗设备、资金。在所有物资和捐款的收据上，宋庆龄都会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为了保证抗日根据地每天都在消耗的抗战物资能准时得到补给，宋庆龄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在1941年期间度过的生活。 “我们非常忙，从未在凌晨一时以前就寝，总是最晚十时半起床，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我们才能举行会议，我很累，但从未这样兴奋过。”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新村5号的这栋三层小楼，是宋庆龄当年在重庆的住所。1942年的春天，宋庆龄从香港来到重庆，就在这栋小楼里生活了3年。小楼二层的这间屋子，就是当时保卫中国同盟的办公室。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们，还可以看到保存的几张当年海外捐款的收据，每一张上面都有宋庆龄的亲笔签名。在这栋小楼里，宋庆龄和她的保卫中国同盟一起，从没有中断过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运送国际援助物资的任务。

　　眼前保留下来的这台老式X光机，就是宋庆龄在1944年从英国募集来的，由于体积较大，宋庆龄一时无法用合适的工具将它运往抗日根据地。但为了让根据地尽早使用上这台机器，宋庆龄找到了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副官，美籍华人杨孟东。宋庆龄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机器运到延安去。

　　时为史迪威将军少校侍从副官杨孟东回忆说：“我们在重庆有两部飞机，我就告诉第二部飞机的机长，跟他讲了一声，X光机比较宽，比较高，所以把运输机的机身，稍微做点改变，把X光机装上去，运到延安。”

　　当飞机运载这部机器到达延安的时候，全中国都为这个消息赶到了惊讶，这让当时总人口已达到九千万人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次拥有了一台先进的大型X光机。

　　虽然宋庆龄从没有到过敌后抗日根据地，但她在根据地的土地上，留下了太多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这是美国洛杉矶华侨在响应宋庆龄号召捐款后，在延安兴办的著名的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这是宋庆龄号召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捐助的2450英镑，在晋察冀边区建立的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这是宋庆龄提供资金和物品，帮助根据地建立起来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四、最英勇西方战地女记者：向全世界发文 呼吁支援新四军！

　　1938年10月中旬，中国抗日战场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已经接近尾声，侵华日军已经攻入了武汉的郊区。许多西方记者不是启程回国，就是随中国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而此时，史沫特莱却正在奔赴采访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的路上。

　　今天能查询到的，只有史沫特莱在镜头里留下的这些影像，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在记者的镜头里，是那么的简陋。在采访新四军半年的时间里，史沫特莱看到了共产党军队是怎样的缺医少药，怎样的餐风露宿，但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却顽强的担负着抗击日军的任务，这在西方记者的眼里，几乎就是一个军事上的奇迹。史沫特莱不断将自己的发现传回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世界也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看到了中国抗日战场上的这些残酷现实。

　　1938年，史沫特莱为了给抗日战士募捐药品，用自己记者的特殊身份，开着一辆汽车，冒险回到日军占据的汉口，向各教会医院征募药品和医疗器械。为了更多的帮助共产党人在前线抗日，史沫特莱还找到了当时在中国极为稀缺的罐头。

　　直到今天，回顾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国际援助历史，即使是一个细小的故事，也都能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内心的震撼。即使时隔多年，人们在那份艰难岁月里传递的温暖，依旧能打动和平年代里每一个人的心灵。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是他们，向抗日根据地伸出了援助之手，这群人中，不仅有明辨是非的陈嘉庚，有矢志不渝的陈子谷，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海外华侨。据记载，1937年到1941年间，陕甘宁根据地收到了大量海外侨胞和国内爱国人士的捐款，1937年是36254元；1938年达到了1973870元；1939年数字增长到了6042075元； 1941年更是达到了8899340元。

　　1941年的7月，一张名为《起来》的唱片畅销美国，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深情地演唱了一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中文歌曲。

　　1949年9月27日，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正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世界的人民通过这首歌，看到了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岁月，通过这首歌，全世界人民今天也看到，东方的这个大国，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伟大的中国梦，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