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有所增长。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达1687万人，比2013年增加47万人，人口出生率比上年提高0.29个千分点。但是与此同时，近5年来，我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人下降到10万人。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两孩时代，儿科医生短缺的矛盾将越发凸显。

　　高峰门急诊量达到14000多人次，儿科遭遇一床难求，儿科“看病难”成全国性的问题。

　　△早上八点，北京儿童医院急救中心的三位值班医生一上班，就被患儿和家长团团围住。

　　病人像走马灯一样轮换，来到急救中心就诊的患儿每一位病情都十分急重。其中，医生们会把最危重的留在这间抢救室里；除此之外还有三个留观室，四个房间的床位总共只有五十一张，面对每天七八百甚至上千人次或更高的急诊量，资源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经济半小时》记者发现，在这间本来只有十张床位的抢救室里，这一张行军床显得十分扎眼。床上躺着的宝宝叫洋洋，她只有七个月大，她和父母已经在行军床上住了三天三夜。

　　△行军床上躺着七月大的洋洋，她和父母已经在行军床上住了三天三夜。

　　廖医生说，洋洋的情况可能是由病毒感染造成的多脏器损害，需要密切观察，然而一直没有床位，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抢救室度过危险期的孩子，本应转到相应科室的病房或者是重症监护室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护理，但是由于目前所有的病房和重症监护室早已超员三倍以上，无法再收留患儿，抢救室里也没有床位，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医生们只好让洋洋在这里加床。

　　《经济半小时》记者了解到，就在今年春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北京儿童医院当日的门急诊量达到了10940人次，在最高峰时期，门急诊量曾经达到14000多人次。床位和资源的限制还只是其一，医生的数量更是捉襟见肘。不到二十名医生，承担了每天平均近千人次的急诊量。                                                                          
　　下午四点，昨晚刚刚值完大夜班，只休息了八个小时候的霍枫又回到了急诊岗位上。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来急诊看病的患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起来。

　　△今年春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北京儿童医院当日的门急诊量达到了10940人次。

　　霍枫：只要来了（病情）特别重，那我们只能是该看还得看，没有地儿了也得看，也有从地上插管的，或者是从护士治疗车上插管的也都有。

　　在抢救室外，急诊大厅的座椅上，《经济半小时》记者发现还有很多患儿和家长准备在这里过夜。

　　△在抢救室外，急诊大厅的座椅上，还有很多患儿和家长准备在这里过夜。

　　一位家长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前些天，本身就身患多种疾病的女儿发烧突然高热惊厥，她带着孩子到急诊抢救。虽然退了烧有所好转，但仍然害怕病情复发，一步也没敢离开医院。

　　每天，有多少病情急重的孩子会在下一分钟被送到急诊室，谁都无法预知。正在这时，120急救车送来了一位食物中毒的孩子。刚刚把这位孩子送去做检查，另一位需要抢救的孩子又被送了过来。

　　△临近凌晨十二点，在高度紧张的抢救和治疗中，霍枫没来得及喝一口水，上一次厕所，八个小时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作为全国最知名的儿童专科医院之一，北京儿童医院几乎天天都上演着春运式的拥挤。那么北京市普通三甲综合医院的儿科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儿科大厅里，《经济半小时》记者看见，这里同样排满了带孩子看病的家长。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儿科大厅里，这里同样排满了带孩子看病的家长。

　　《经济半小时》记者了解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天儿科就诊量达到了八九百人次，而急诊的医生总共只有七八位。其实不仅是在北京，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儿科急诊室，都出现了患儿数量远远超过医生负荷的现象。2015年12月14日，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儿科急诊挂出了“暂停服务”的通知，除了危重症患儿以外，其他病人都暂停接诊。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科护士长蔡春玲：所以一天下来，我们基本上接待了整个候诊区，将近1500到2000人次的流量。整个我们专家门诊的医生，可以说现在总共9个医生，每天都是排得满满的。

　　儿科“看病难”成了全国性的问题。

　　20人儿科麻醉医师团队每年承担两万两千多台手术，儿科医生“人才荒”，儿童科室“边缘化”。

　　北京儿童医院的17间手术室在2015年一年，承担了两万两千多台手术，每一个工作日里，手术室常常是彻夜灯火通明。而支持这两万多台手术麻醉工作的，是一个仅由20人组成的儿科麻醉医师团队。《经济半小时》记者注意到，仅3月11日这一天，手术任务就有112台。

　　△支持这两万多台手术麻醉工作的，是一个仅由20人组成的儿科麻醉医师团队。

　　从麻醉机和通气模式的选择，到输液量的计算、气管插管拔管、困难血管的深静脉穿刺、小儿硬膜外麻醉等工作，都需要儿科麻醉医生丰富的手术经验来完成。

　　麻醉完毕，手术正式开始，但是麻醉医生一刻也不能离开手术台。

　　北京儿童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胡璟：一年一人平均得一千台吧。跟一陀螺似的，不停地转不停地转。

　　 胡璟：跟成人比肯定是累一些，但是你在儿科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你比如你抱一个小孩，就搂着你，然后把脑袋往你肩膀上一靠，然后还有的孩子来了以后往你脸上亲，亲的一脸的口水，这成人你肯定不会碰到的。可能苦点累点，但是我觉得精神上可能会比他们更愉悦一些。
　　17间手术室，按照正常配置，应该有34名麻醉师，而北京儿童医院总共只有20名麻醉医生，比需要的配备少了近一半。

　　△今年麻醉科有三位医生怀孕了，已经有四个月身孕的王小雪就是其中之一，但她同样需要坚持在一线。

　　北京儿童医院麻醉科医生王小雪：我们现在人少，基本上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估计也得坚持（快生）吧，至少估计提前一两周，我们科马老师这样的，今天还上着班呢？明天就去医院生孩子了。

　　△近两年来，北京儿童医院每年的手术量连年上涨，其中疑难杂症和危重患儿占到了很大的比例。

　　今年只有一岁八个月的董庆泽，在四个月前头部突然长出了横纹肌肉肿瘤，肿瘤不断扩张，开始侵蚀孩子的颅骨和脑部。小庆泽的父母四处求医，可是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的医院，都没有医生能医治他们的孩子。

　　父母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在看了小庆泽的病例后，决定亲自来做这台难度和风险极高的手术。

　　今天，为了挽救小庆泽的生命，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麻醉科的多位专家协同“作战”。

　　倪鑫：如果说瘤子出血太厉害，那么这个手术肯定受到很大影响这有个血管，孩子就这么大，涉及到修（脑膜），将来术后颅内感染就麻烦了。不敢分开切，分块切，分块切我怕瘤子出血太厉害了。

　　七个小时过去了，经过每一位医生和护士的努力，这场风险极高的手术终于结束，孩子顺利地撑了过来。

　　倪鑫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了在手术室门口焦急等待的小庆泽父母。

　　倪鑫：手术这一关来看算比较顺利。

　　家属（跪下）：谢谢。

　　倪鑫：别别，快起来。行了。

　　家属：谢谢倪老师。你救了我们孩子。您给了他一条命，谢谢儿童医院，

　　谢谢倪院长。

　　刚刚做完手术的倪鑫院长，尽管要负责整个医院的行政工作，但他每周仍然得坐诊两次，坚持为疑难重症患儿手术。

　　△倪鑫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现在全国各地都面临儿科医生荒，而儿科医生培养周期需要8-13年，因此现在的缺口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来填平。

　　倪鑫认为，在这样紧缺的状态下，做好儿科的分级诊疗是眼下的关键。因为只有把分级做好，才能把专家和医疗资源节省下来，救治更多像小庆泽这样无处可去的危重患儿。为此，北京儿童医院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办法，进一步降低普通门诊量，提高危重症儿童的救治数量。

　　然而，真正想做到分级分层诊疗，提高医疗资源的效率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在北京，将患儿分流，实现儿科的分级诊疗到底开展得怎么样呢？《经济半小时》记者注意到，2010年，北京市卫生局在《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提到了儿童患者就医过于集中的问题，并敦促29家没有儿科病房的医院和16家没有儿科门诊的医院完善儿科建设。2012年3月，北京市卫生局又要求北京医院、积水潭医院等24家综合医院上交了《开设儿科病房计划书》。但是在随后的走访中，记者却发现，很多医院的儿科并没有按要求建立起来。

　　 《经济半小时》记者：请问有儿科的号吗？

　　 北京医院工作人员：没有，没有儿科。

　　 《经济半小时》记者：没有儿科是吗？一个医生都没有吗？

　　 北京医院工作人员：没有。

　　还有些医院，即便有儿科，但要想做个简单的儿科手术也不行。

　　 《经济半小时》记者：小手术能做吗？

　　 北京市第六医院护士：做不了，这就是小儿内科。您要做手术必须得去儿童医院、儿研所、八一医院这些地方。

　　普仁医院工作人员：我们就只有门诊没有病房，只有内科大夫，只看咳嗽发烧拉肚子，最基础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儿科建设无法顺利实施呢？记者联系了北京市一家二级甲等医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儿科主任张瑛告诉记者，目前儿科只有三名医生，但每天门诊量都在一百多人次。

　　玉泉医院的妇产科在石景山区分娩量排在第一位，每年都有超过两千个新生儿出生，猴年更是有望突破三千的分娩量。但是产科主任马彦彦告诉记者，新生儿医生却很难招到。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产科主任马彦彦：在二级医院往往都是没有独立的新生儿科，甚至很多医院也没有新生儿的医生，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现状。但是现在我们呢，是有一位新生儿的医生在产科。

　　 赵丽芳是产科主任马彦彦去年好不容易从别的医院儿科招聘过来的，也是玉泉医院唯一一个新生儿医生。她不仅要在每一个新生儿出生时在场，而且还要负责病房内所有新生儿的查房工作。赵丽芳每天在四层楼的产房和病房跑上跑下，毫无休息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值夜班了。

　　一个新生儿医生 ，三个儿科医生，就是玉泉医院的全部儿科阵容，这远远不能满足医院发展的需要。而2010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指出，29家没有儿科病房的二级以上医院，应于2012年底前开放儿科病房。但是直到今天，玉泉医院儿科病房的建设依然无法实现。
　　张玉琪也是清华大学医学系的副主任，每年招聘时，他都格外留意儿科方面的人才，可是，对人才的渴望又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作为博士生导师，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儿科肾脏病专家丁洁带过很多学生，但是不少优秀的医学生在学业有成时，却放弃了留在儿科工作的机会。

　　 丁洁：这一两年，至少是两个在我们这么一个科室当中，两个八年（博士生）都是很好的，很有培养前途，就选择离开了，其实离开理由，无外乎是待遇上不够满意，特别特别痛心，挺无能为力的。

　　倪鑫：在所有科室里，只有儿科，这个学科它的待遇太少了，用药也少，耗材基本没有，大型的检查，你比如说心脏，能放支架，儿童没有。所以说这个群体，收入就低。那么他在医院里边在运营过程当中它产生的收益低，那么这个群体里的大夫，待遇就低。

　　△儿童用药剂量少，按照疗程，10个至15个孩子的用药量，才相当于1个成人的用药量。在我国目前以药养医体制下，儿科成了收入最低的科室之一，也造成了儿科日益沦落为医院的“边缘科室”。

　　北京市卫生计划委员会委员新闻发言人高小俊：儿科医生远远满足不了儿童患病和接诊医疗保健的需求，北京的情况和全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为了加大儿科医生的储备，在儿科系取消了十七年之后，2016年，教育部指出，要扩大儿科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规模，要求38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研究生儿科专业招生数量，力争到2020年达到在校生1万人。在专家们看来，随着政策的支持，儿科医生人才紧缺的现象有望在几年之后逐渐得到缓解，但是眼下当务之急是更要留住现有的儿科医生人才。

　　半小时观察：缓解儿科医生“荒”需多管齐下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保障好孩子的成长与健康，是家庭的事，也是国家的事。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专门提到了“要加快培养儿科医生”，从国家层面进行了部署。当然，要缓解“儿科医生荒”，让儿科医生队伍得到有效扩大，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恢复儿科本科招生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才向儿科专业流动，但提高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优化儿科医生的工作环境，是提升儿科职业吸引力的关键和基础。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今年两会期间也表示，确保儿科医生的薪酬保障也是未来工作的重点。应该说，小儿科的问题解决起来绝不“小儿科”。让儿科医生的职业充满荣誉感，需要我们的政府、院校、医疗机构以及你和我来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