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同样，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也有很多亮点，不仅介绍了推进平安中国、反腐、加强司法监督等2016年的重点工作，同时，徐玉玉电信诈骗案等民生案件、为聂树斌等人的纠错平冤，公诉令计划、苏荣等人的打虎拍蝇工作，也被当做典型案件提及。而除了这些工作，报告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况，也成为很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

在报告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指出，目前，检察机关正在深入推进公益诉讼的试点。这些试点，自2015年7月1日开始，覆盖北京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期两年，诉讼范围聚焦4个领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

在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如何通过公益诉讼实现监督呢？最高检新近发布了一个案例。

这片看似肥沃的庄稼地，位于安徽省阜南县鹿城镇苗寺村，但几个月前，在阜南县检察机关，没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这里却是一个生活垃圾填埋场。这块占地50多亩的土地，紧临淮河支流——谷河的堤坝，距离最近的村庄居民点还不到180米。但是，2000年，在未办理规划立项、用地审批、环境评价等法定手续，也没有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当时的主管行政机关——原阜南县建设委员会，把这里违法指定为生活垃圾填埋场，组织辖区内的生活垃圾在此倾倒、堆放，造成周边环境严重污染。此后，当地环保部门多次要求依法整改，都没有效果。事关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作为公益诉讼的试点地区，2016年4月20日，阜南县人民检察院向土地的主管行政机关——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环境补救措施。但这个建议并未被采纳。

随后，环保部门两次对这里及附近河流水质进行取样检测，均为劣V类。于是，2016年7月21日，阜南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法院判决：阜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这块农田作为生活垃圾填埋场使用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责令其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涉案垃圾填埋场的无害化处理，并修复区域生态环境。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被诉对象可以是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机关，也可以是破坏公共利益的个人。在代表和委员看来，面对公共利益受侵犯，与群众个人和社会组织作为个体起诉，受到诉讼费用及调查手段制约相比，检方作为讼方的地位，优势独特。

全国人大代表吴青表示：“第一个检察机关的人员是训练有素的，有专业知识的；第二个检察机关又有它法定调查的权利；第三个检察机关跟被起诉方或者是跟政府部门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全国人大代表杨伟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是民告官，现在是官来处理官，检察机关（通过诉讼）处理行政机关，这种产生的效能，产生的震慑效应是非常大的。”

在报告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指出，13个试点，一年半的时间，共办理公益案件5109件，其中，向相关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行职责4562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547件，4个试点领域全部覆盖。这个成绩单，代表委员怎么看？

全国人大代表吴青说：“有民事的，也有行政的，我觉得通过这些案子确确实实，在维护国家利益或者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方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说：“2017年1月，我看到的北京市检察院的公益报告，我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公益诉讼的量也非常少，而且还加了前缀，大概就是没有公益诉讼主体或者诉讼主体不明确时由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一共只有8件左右。”

在代表委员们看来，在事关人民群众生活各方面的公共利益，特别是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遭遇越来越多挑战的今天，作为监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数量和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王勇表示：“要是（试点结束后）在全国全面铺开以后，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他们的人员数量，人员素质，都要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说：“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检察机关反贪腐这一块的职能，自侦的职能就会转移，如果能够在公益诉讼这方面也能加强监督职能的话，我觉得这正是它结构转型的一个内生动力。”

两份报告都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根本的还是要提高司法公信力，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不断深化改革，才能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让民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